”，“逐渐增加鸦片或吗啡的剂量，”以及各种饮食限制。他列举了忧郁症的成因：“主要是有缺陷的遗传，百分之七十至八十的病例是如此，”他的推论是：“外在因素除了行为之外，酒精过量可能最明显，其他还有受到惊吓、穷困和严重的疾病。”这里没有多少空间可以放进像人格分裂或口腔对乳房的依恋之类纠缠不清的原理。克拉培林让诊断变得更加明确，他的一位同辈说这是“逻辑与美学的必须”。虽然这种明确令人心安，但大部分却是有误的，克拉培林甚至在1920年承认他的假设只在有限条件下才能成立。他开始愈来愈相信精神障碍都是复杂的。加拿大的医生奥斯勒在著作中提出新的想法：“别告诉我的病人生了哪种病，告诉我是哪种人生了哪种病！”

　　现代医学理念下的忧郁症

　　梅耶是美国的瑞士移民，深受詹姆斯与杜威等美国哲学家的影响，倾向于实用主义的方法，他对克拉培林和弗洛伊德的观点不屑一顾，并持完全相反的观点。他的原理也很明确，合理到好像是老生常谈。梅耶以坚决的口吻谈到克拉培林：“他尝试解释一种歇斯底里的癫痫或妄想症的病源是假想的细胞变化所引起的，我们无法理解或证实，以现在的组织生物学，这是全无根据的作法。”他把这种科学的伪精确形容成“神经学里的同义重复”。另一方面，他也觉得精神分析的狂热风潮十分唠叨又愚蠢：“只要发明一大堆新名词，就可以立刻达到复仇的目的，”他说：“对于说人类一定是什么或应该如何运作的整套理论，我以常识来看，无法毫不保留地全盘接受。”他发现“避开没用的猜谜游戏才能产生强大的新活力，”他最后问道：“如果机能障碍的病人会提供我们明白又可掌控的事实，那我们在‘精神障碍’上，为何不坚持这点呢？”这是精神病学走向动力治疗的开端。梅耶相信人的适应力是无限的，这种适应力表现在思考的可塑性之中。他不相信所有病人的经验都可以被定义得一清二楚：他相信治疗必须以了解病人的特质为基础，他告诉学生，每个病人都是“大自然实验的结果”。病人或许有天生的体质，但天生的体质并不代表一定无法改变。梅耶后来成为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这所学校是当时美国最高医学学府）的精神病学首席教授，训练出一个时代的美国精神科医师；他的妻子，玛莉·布鲁克斯·梅耶，则成为世界著名的精神学社会工作者。

　　梅耶结合了弗洛伊德的童年经验决定说，以及克拉培林的遗传决定说，加上美国独有的行为控制说。梅耶最大的贡献是他相信人有改变的能力：人不只是可以放下错误观念，以医药摆脱生物学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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