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各自努力，三年之后天时地利人和至少得其二，再行动手。如果三年之后时机不成，现有白册已经失去时效，那便再等六年——三年搜集新的白册，三年准备举事，这才是万全之法！”
大约是发觉自己有点“事后诸葛亮”的意思，李裕才住了口，不再往下说。
当然这绝不是李裕的事后诸葛亮，这种思想也并非他独有和首创。
而是在六年前他从湖广被罢黜，到了南京以后，吕致远和陆玑两人在三山护国寺那株梅花树下，就已说过这样的话。
当然，这话也得到了当时湖溪书院两位夫子的赞同。
其实那天在护国寺外，远不止他和吕致远、陆玑三人，张守拙和冉佐、赵元夔都在，还有许多湖溪书院一派的“革新派”文人和官吏。
那是“革新派”以诗会友的一次小聚会！
吕致远当时写下那首《咏护国寺前一枝梅》，其实并不是只赞扬李裕，而是写那许许多多不曾记录姓名的同道中人。
张守拙神色黯然，他也知道这句话已被老夫子们奉为了准绳，但是他们既然是革新派，他们既然是许许多多年轻而有抱负的大明官员组成的群体，他们自然就逃不了“激进”二字。
于是有很多人，包括他自己，在隐忍了多年以后，终于在白册完成之时，忍不住加速推动了“大清丈”计划的进程。
张守拙长叹一声：“明天我便写信给山长，向书院请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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