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在很多时候就是化人的另一副面孔。仔细想想在炎黄的古代历史上，那些知名的人墨客无论是否出仕，总是与统治阶层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所以，在封建科举体制之下的高等教育，例如“国子监”、“太学”之类，其实就是高级官僚的专门培养机构。而北大的前身“京师大学堂”，同样也是如此。历史上，众多炎黄人读的是圣贤书，出言必说仁义道德，号称以天下为己任，其实早已远离社会实际生产很多年了，都喜欢宅在书斋里做学问，极度轻视体力劳动和现实建设。同样的道理，在民国初年，那些北洋军阀之所以对待大学校园里的师生们十分客气，也不全是因为他们自身就思想进步、重视教育，而恰恰相反——在他们的脑子里，依然延续着过去封建王朝的旧思维，普遍把北平城的那些大学，看成是“太学”、“国子监”之类的高级官僚预备队，自然要待遇优厚，态度客气。”老mao补充道。

　　“也可以这么理解，炎黄古代也好，民国时期也罢，掌握话语权的学者和底层民众是生活在两个不同世界的，王国维评论所谓历史，不过是帝王将相家谱，可谓一语的。套用你所在的后世话说，底层民众在民国时期‘被代表了’！”周恩lai又说道。

　　“所以民国实际上是割裂的，在动荡岁月之，一方面有着遍地的盲和失学儿童，整片空白的民族工业，另一方面，许多充满了“民国范儿”的大师们，心安理得地挥霍着仅有的一点儿教育经费，悠然自得地研究着历史、哲学、书画艺术之类缺乏实际意义的“传统国学”，或者翻译一些西方学名著，却对落后愚昧的民国百姓视而不见，还自诩为国家柱石、社会脊梁。但非常可悲的是，一旦国家安定，生活水平提高，百姓自然有提升学、教育等素质教养的内在追求，那时候接受书本信息的，又恰恰多是这些‘大师’翻译过来的，几乎可以预见的，敬佩、憧憬、羡慕等等就都来了，至于在这些之前的温饱、生活等基本需求，都被当作国家社会理所应当提供的了。不过提供这些生产生活物资的基层生产者如农民、工人、科学家等等，则又被忽视到历史的尘埃了！”老mao总结道。

　　“陈果夫你知道吧，1932年他任职秃头党国民zhèngfǔ的教育部长，当年5月份他提出《改革教育方案》，试图扭转这种科生过剩而理科生匮乏的荒诞局面，但是却因此闹得教育界一片哗然，引发了激烈的争论，修改了几次才勉强通过。并且虽然通过了，但是直到抗战前夕，国难当头时，全炎黄还是有70%的大学生在读科。而剩下的30%大学生当，大部分读的又是医科或商科。真正在现代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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