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运只是研究《论语》及其相关的注疏有成,根本没想到方运已经开始动笔,就算动笔,也觉得方运最多是作疏,可听衣知世的意思,方运有可能直接给《论语》作注。
为《论语》作注的本质,就是解释孔圣的言行,是自成一家之言!是践行儒家圣道!
不要说那些普通大儒,就算是历代经学大师,就算是众圣,也不敢在二十出头的时候这么做!
不是能力的问题,不是天赋问题,而是积累不足。
无论是学问积累,人生经验积累,还是眼界的积累,都是需要时间一步一步来,即便是周文王或孔圣,那也是到晚年获得足够的积累后,才能一鸣惊人,从而封圣。
方运凭什么?
宗文雄神色僵硬,缓缓道:“《中庸》中,子思子有三知三行之说。首知为‘生而知之’,次知为‘学而知之’,末知为‘困而知之’。三行便是‘安而行之’‘利而行之’和‘勉强而行之’。孔圣自己说过自己达不到生而知之的境界,也不过是学而知之罢了。看来,方虚圣怕是生而知之了。”
一众大儒竟然不知道如何反驳。
三知三行便是儒家评价人的体系之一。
生而知之乃是理想状态,是先天之圣,生下来什么都知道。但是,这种人从来不曾出现,孔子之所以说这是最高的层次,是为了激励学生,避免学生自满。
学而知之,便是孔圣对自己的评价,通过主动不懈的努力而学有所成,成就智慧,主动是学而知之的核心。
最后便是“困而知之”,遇到切身的困难,或者发现自己不足,不得不去学习,最后才知道,这便是较差的。
三行之中,安而行之,是为心安去做,引申之意便是顺从本心,不假于外物,自己主动去做,去践行。
利而行之,便是因为外在的诱惑诸如名利而去做,比安而行之稍差,但仍有主动的意图。
勉强而行之,是到了不得不做的时候才去做,几乎是被迫的,主动意志极少。
但是,《中庸》做出论断,无论是生而知之、学而知之还是困而知之,只要达到了“知”的境界,本质上都是一样的。
无论是安而行之、利而行之还是勉强而行之,只要做到了,本质上也都是一样的。
《中庸》中,三知三行原本仅仅是指去学习收获和践行君臣之道、父子之道、夫妇之道、兄弟之道、朋友之道等“五道”,与智、仁和勇等“三德”,但可以引申为学习一切践行一切,通晓一切完成一切。
三知源自孔子,孔子原本是说生而知之、学而知之和“困而学之”,困而学之是遇到困难再去学习,在孔子看来,即便学不会,只要学习了,都可以接受,只比他稍差而已。
子思子提完三知三行便结束,而孔子在“困而学之”后,还说过,若是“困而不学”,那便是最下等的人,这是孔圣少有的贬低之言。
孔圣对君子和小人、对大人和小人、对士和民等分高下,那是他严格根据“礼”来区分,没有任何歧视的意思,但在说困而不学之人,他的语气明显充满了个人感情色彩,批判这种行为。
众位大儒之所以沉默,是因为在宗文雄说方运是生而知之后,都感觉自己像是困而不学之人,差距实在太大了。
片刻后,宗文雄忍不住问:“方虚圣,您的注疏到底到了哪一步?何时成书?”
其余大儒都不想方运暴露实力,可都期盼着方运说出来。
“差一步就到神赐山海了。”方运微笑着转移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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