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英台和马文才虽确定了合作关系,但裴家如今正在护送“命犯”之中,马文才几次投机得到的财产,大概也只够祝英台启动其中一项研究,所以关于契约的具体条款,还得细细再谈。

　　他已经打定主意把祝英台拴在自己这辆车上,便已经把祝英台当成了“自己人”，态度明显有了不同。

　　祝英台原本就对马文才有依赖之心,如今更是视其为“生意伙伴”加“生死之交”,更是信任。

　　而考城县衙里，正如梁山伯所料，想清楚利害关系,或通过别人想清楚了利害关系的考城令,最终还是选择了接受报案，曾在驿站里损失惨重的苦主们大喜过望,纷纷录下自己的口供。

　　这里大部分人根本就没见过“贼寇”长什么样,有的是火起时仓惶逃走，有的是一开始有砍杀声就跑了,但有和马文才等人的接触，那些似是吹牛一般的经历,似乎也都成了有理有据的“事发现场”。

　　于是乎,“几十个壮汉蒙着头脸闯入驿站”的口供就这么被录了下来,受害的不光有商人,小吏,也有低级官员和驿站里的驿馆,甚至还差点杀害了一群过路的士族学子——若不是这些士族带着自己的私人护卫跑得快，大概全交代在这里了。

　　在梁山伯的“提点”下，几人的身份被模糊了，倒是把伤势写的不清，几乎个个都没有了行动能力，那县令也有意卖好，加上马文才确实受了伤，这案子就这么录下了。

　　傅歧作为“建康令的公子”，大部分时间倒像是一种象征意义，梁山伯本身资格不够，马文才又没来，傅歧来了，梁山伯就像是这些“士族”的代理者，他有能力有城府，只是没身份，如此一来，名正言顺，傅歧只要站着听完就可以了。

　　等梁山伯回了客店，早上得以成功报案的苦主们纷纷向马文才一行人道谢，如今年关将近，既然案子立了案，他们也要早日返回故乡，财没了，至少人在，给家人也是个交代。

　　因为道路被封，他们在考城又住了两日，也许是出了命案的缘故，那些封了路的大石终于被移走了。

　　马文才伤重，再这么赶路不行了，必须要找个妥当的医官休养几天，几人商议了下，决定先去沛县。

　　一来他们之前和沛县府衙打过交道，也算对当地熟悉，可以得个照应，二来沛县位置重要，容易打探消息。

　　更重要的是，陈庆之被迫投水、一群同伴九死一生后，马文才就意识到自己的力量，绝不足以在意外发生时护住所有人，所以在盱眙时，他就已经去信让家人来接，现在算算，家中侍卫和力士、车马也该到了沛县附近了。

　　傅歧和祝英台是个不爱操心的人，梁山伯也认为离开考城比较好——既然受到袭击的人被道路所困不能离开，想必那些贼寇也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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