吗?”
孙阜堂便答:“风云政商、风雅文人都爱来这八大胡同。那些个总长、次长,下了衙还要把未完的公务搬来这里继续呢。不来这里听听曲儿、喝喝酒,这一天的公事,简直就不算完。”
何舜清有些不服:“都来就对吗?大家听着曲儿、喝着酒,女孩子们时不时还打岔几句不相干,甚至是不上台面的话。我简直……罢了,还是不说了,越说越憋得慌。”说着,缓了一下心绪,凝神问道,“今天所谈之事,真的都能作准吗?”
孙阜堂笑了笑:“仿佛是能的,至少我迈出家门做事以来,这种场面实在见得多。中交两行有难,已然是举国皆知了。他们来这一趟,必然抱着小心,该喝到什么程度,心中自有衡量。设若他们不肯帮,大可装醉,决口不谈的。”
明说今日之正事,话里话外却依旧在暗示何舜清,要学会在堂子里谈事的门道。
何舜清却听不进劝,仍在喋喋不休地抱怨:“我看《亚细亚报》的经济版面,一直是取乐观态度的,以为民国即将步入经济强国的行列。可就我看来,袁世凯费心费力从南边笼络了一大群的能人贤士,甚至有些议员每月能给到八百大洋。然而,真正能拿出可取的经济意见的,几乎是没有。倒是一个个孤家寡人客居在此,大半的银钱都挥霍在风月场,使得这个首善之区表面看起来烈烈轰轰的。可是我以为,如果财政部的经济总结,总是自欺欺人地把妓院上捐、烟毒泛滥的‘成就’混进来贴金,那么这个国家的未来,实在是渺茫了。”
孙阜堂听罢,冷笑道:“亚细亚的文章你居然也看,他家自上而下那许多的人,就差没在脑门上扎袁家军的头巾了。”接着,把念头一转,又迂回了一番,“既说起这个,我倒有句话。我虽然是学着洋人在办银行,但是我每回听到全盘欧化的言论,我心里就堵得慌。把阿片的交易也算在经济账上,这种不要脸的算法,是跟谁学的?依我说,要挑毛病,古今中外的毛病都很多。你不要一遇上古套就看不惯,今天到场的经理主任,不过是随波逐流罢了。可一进银行大门,那还都是靠得住的。做人做事切记忍耐,还是把你的严苛藏一藏吧。”
“娘舅认为我是理想主义,设若真是那样,我现在不可能待在北京。既然没有选择革命,那么袁世凯的话再难以入目,只要他还当一天总统,只要他还掌着大权,我就不得不去留意他的经济政策。”
何舜清的反驳显然是有些负气的,但孙阜堂之所以煞费苦心地相劝,只是希望何舜清能收一收棱角,把理想主义的愤怒用在实干上。然而这时,他也感受到了两代人之间跨不过的鸿沟,要叫崇尚文明生活的年轻人放一放锐气似乎是很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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