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河南和山东八省征漕粮，经运河北输。每年理论上的漕粮总额也就是四百万石。算上加耗，实际征粮接近六百万石甚至更多。除了漕粮还有漕项，也就是几百万石米粮的运输费，这笔经费也取诸民间，列入正供。而漕项又有轻赍、行月、席木、赠贴银米、漕耗银米、津贴银等诸多名目，杂七杂八加在一起。再考虑到惶惶大清的官吏们的“辛苦费”，这漕粮早就成了压在八省农人，特别是承担漕粮份额最多的江苏（理论上万石）、浙江（理论上63万石）、江西（57万石）三省农人身上的一座大山。

　　而且以上这些仅仅是民间所负担的漕运成本，在满清朝廷这里还设有漕运总督衙门、河道总督衙门以及下属的一大堆衙门负责维持这条向北京输送米粮的交通生命线畅通无阻。几乎不计成本地从政治、经济、军事方面给予保障。隔三差五就是一疏通运河的大工，所费无算，不知道让多少管漕运，管河道的官儿发家致富。

　　根据满清自己的官员对漕运成本的模糊研究，算上官民两面和所有人力物力的消耗，从江南运一石米到北京城，成本低则20两，高则40两！即便是这个数字有虚高的成分，但是一石漕米的成本肯定不会低于10两银子。所以这漕粮北运，在朱济世看来纯粹是瞎折腾，因而一道旨意就给废了――其实他也没有理由征漕赋，他现在建都南京，苏常粮仓就在身边，根本用不着漕运啊。

　　但是，任何事情都是有两面性的。哪怕是“瞎折腾”有时候不也能拉动gdp吗？满清漕运这个大大的“瞎折腾”背后，就牵着一个庞大的漕运经济链，其中的核心就是数十万以船运、纤夫、码头装卸、河工为业的漕帮弟子，如果再算上漕运周边产业和靠着这些漕帮弟子吃饭的人，总计不下数百万人。这些人没有田地，就靠着漕运吃饭，满清朝廷所征收的漕粮、漕项、加耗中的很大一部分就是用来维持这些人的生计。除此之外，一个漕运还给运河两岸的很多城市带来了繁荣，形成了一个相当畸形的漕运经济带。

　　现在漕运断绝，这么多人没有了生计，自然不稳，这两江之地当然就动荡不安了。所以，朱明朝廷费漕赋惠及两江农人的背后，则是靠着漕运为生的人们在付出代价。

　　所以两江农人口中所称颂的朱大明君，在运河沿岸的漕运重镇徐州的茶馆里面的形象就相当不堪了。

　　“这兵荒马乱的，日子是愈发难过了，这运河也不晓得哪一天才能通啊……”

　　“运河通了又能怎么样？现在的大明建都南京，根本不需要漕粮北运。退一步说，就算朱家迁回北京又如何？朱家那位是海外天子，不禁海贸，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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