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价值？斟酌、融合中西岂不成了一句空话？

　　这就是胤祥一直在思考的问题。

　　按照常理，清朝官方和沈氏个人如均以中西融合为宗旨，则制定刑律时，传统法律资源中可供汲取者正多，又何必舍近求远，假手洋人呢？。

　　越来越多的迹象和材料似乎在证明，刑律草案对于华夏传统刑法典中有价值的规定，并没有能够很好的予以消化吸收而留存于新刑法典之中，而是“把孩子连同洗澡水一并泼掉了”。

　　下面以《大清律例》中关于官吏犯罪和暴力性犯罪规定的积极价值被《大清刑律》废弃为例，说明草案编纂者对“本土资源”缺乏创造性转化利用。

　　而如何正确处理本土因素和外来因素的协调融合问题，是华夏法律近代化过程中的关键问题。

　　对这个问题的重要性、艰巨性、复杂性认识不足，是晚清刑事法律改革以来的华夏法律大清化过程中的主要病因。

　　古代吏员犯罪有公罪和私罪之分，且私罪的量刑比公罪为重。

　　就法律条文而言，吏员的一切活动都纳入法律的规范之内，不但故意犯罪应受严惩，与职务有关的大量过失犯罪也一样惩处。

　　刑律草案大幅度调整了对吏员犯罪的定罪处刑，如与职务有关的大量过失犯罪不再科刑，官员的渎职犯罪被严格限定在一个很小的范围内，对官员贪污贿赂犯罪的量刑也大大减轻。

　　对此许多签注提出了异议，如江西巡抚签注一方面认为，第一百六十四条聚众为暴行或胁迫罪中，缺少对官吏人身的特别保护，“伤害实行公务之吏员，岂可与凡人同论乎？”。

　　另一方面又认为，第二百三十五条吏员明知虚伪之事，实而据以制作所掌文书图样罪中，应规定过失犯罪处罚的条款，“吏员有办事之权，应负办事之责。

　　如有申告虚伪之事实者，若不查是非制作文书，虽非有意舞弊而制作错误，亦应负其责任。

　　况虚伪之事，所关甚巨。

　　今本案定为吏员不坐，与理尚有未协，此条应行酌改。”

　　对于贪污贿赂犯罪，草案第140条仅定二三等以下有期徒刑，两广巡抚认为旧律贪赃枉法之罪处刑甚严，可至死刑，草案量刑过轻，“将使墨吏罔知戒律，且之事日多，似于吏治不无妨碍”，它还认为草案第260条吸食粉档罪官民无别不妥，应该重罚官弁而轻责平民。

　　说的什么，懂的都懂。

　　湖广巡抚签注则对第一百四十五条关于告状不受理罪提出异议。

　　认为官员不受理举报，可能会造成极为严重的后果，因而应予以严惩。

　　“查现行律例告状不受理，如告谋反、谋叛不即受理掩捕，以致聚众作乱、攻城劫掠者处分甚严，所以杜萌乱而儆溺职。

　　现在沿江一带，伏莽甚多，或倡言革命肆无忌惮，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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