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这样，吕布不仅握紧了枪杆子，握紧了笔杆子，还鼓动起大汉民众的民意，发动起了群众运动，来遏制那少数地方世家豪强。

　　那些世家豪强以及参杂了部分世家大臣的内阁吏部不敢违抗吕布的意志，也不敢强奸民意，官员任职回避制度便顺利地颁布天下，并收录进大汉律法，从熹平三年（193年）元月一日开始执行，并有廷尉、御史台全程跟进这些事宜。

　　吕布在舆论上大做文章鼓动起沸腾的民意后，以民意不可犯为理由，顺势推出了官吏任职回避制度之后，又乘着这阵春风，推出了对官吏人事制度的改革。

　　这次官吏人事制度的改革，主要集中两点，一是取消官与吏之间的晋升限制，二是收回地方长官私募僚属的权力。

　　关于第一点，吕布让沮授做了一番调查，然后颁布了一个条文：“本来在前汉时期，文学与吏道尚且并称‘二途’，公卿士大夫未尝有轻重抑扬之分，萧何、曹参皆以刀笔吏成为佐命元勋，前汉还有不少公卿出于胥吏，而儒雅贤厚之人亦多借径吏途以进身，儒与吏并未有明显区别，博士子弟学成者补太守卒史，并不以为耻。

　　可到了本朝，流品渐分，儒渐鄙吏，后儒士以雅自许而诋吏为俗，认为吏治繁剧不足以语道；而吏途出身者以通自许，认为儒过迂，虽通经博古确不足以适时。两者相争的结果，在中高层次上儒生与文吏渐而合一。而儒士所鄙之的繁剧杂任与低微出身，则由于吏从官中的析出，以及对吏仕途升迁的限制。便主要由吏与下级官员承担了。

　　官与吏在仕途上的分道，同时也直接影响到被选拔的阶层群体与选拔标准、内容、流程，这样的恶果便是。世家子弟没有经过刀笔吏的宦途经验，直接通过所谓的荐举得到主官任命，毫无经验就去主政一方，对地方民众来说，这不啻于一场灾难。”

　　若是吕布不进行锐意的改革，照这样发展下去，唐朝之后，官吏的界限越来越严格。并且有个潜规则，一个人一旦做了吏，一般情况下就不允许他再做官。

　　无形中，埋没了大量有才干有实际经验的人才，很多像萧何、曹参那样有能力的小吏一辈子都没有机会做到宰相的位置。

　　这样更有一个害处，世家子弟以后就是做官的命，寒庶子弟就是做小吏的命。官吏之间的分离，使得世家跟寒门之间的割裂越来越严重，社会两大阶层之间的矛盾越来越严重，直接不可调和。

　　而到了科举考试越来越不注重对实际治政能力考察的明清时期，科考除了八股诗。便是经典的释义，如此造就的只是一批吹调子的苦呤文才，却选拔不出一些真正有实学有治国之术的良才，那些只会写几个文章的官员们根本不精于事理，对处理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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